来自 柳宗元诗词人物篇 2020-01-10 03:24 的文章

我想要些关于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的事迹和素材方

  唐代文学家、哲学家,唐宋八大家之一。字子厚。祖籍河东(今山西永济),后迁长安(今陕西西安),世称柳河东。因官终柳州刺史,又称柳柳州。与韩愈共同倡导唐代古文运动,并称韩柳。

  柳宗元出身官宦家庭,少有才名,早有大志。但其早年为考进士,文以辞采华丽为工。贞元九年(793)中进士,十四年登博学鸿词科,授集贤殿正字。一度为蓝田尉,后入朝为官,积极参与王叔文集团政治革新,迁礼部员外郎。永贞元年(805)九月,革新失败,贬邵州刺史,十一月加贬永州(今湖南零陵)司马。元和十年(815)春回京师,又出为柳州(今属广西)刺史,政绩卓著。十四年十一月逝于任所。被贬期间,南方人士颇有向他求学问业者。

  柳宗元重视文章的内容,主张文以明道,认为“道”应于国于民有利,切实可行。他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,强调文须有益于世。他提倡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结合,指出写作必须持认真严肃的态度,强调作家道德修养的重要性。他推崇先秦两汉文章,提出要向儒家经典及《庄子》、《老子》、《离骚》、《史记》等学习借鉴,博观约取,以为我用,但又不能厚古薄今。在诗歌理论方面,他继承了刘勰标举“比兴”和陈子昂提倡“兴寄”的传统。与白居易《与元九书》中关于讽喻诗的主张一致。他的诗文理论,代表着当时文学运动的进步倾向。

  柳宗元一生留下600多篇诗文作品,文的成就大于诗。其骈文有近百篇,不脱唐骈文习气,但也有像《南霁云睢阳庙碑》那样的佳作。古文大致为五类。

  【论说】:包括哲学、政论等文及以议论为主的杂文。笔锋犀利,论证精确。《天说》为哲学论文代表作。《封建论》、《断刑论》为长篇和中篇政论代表作。《晋文公问守原议》、《桐叶封弟辩》、《伊尹五就桀赞》等为短篇政论代表。其哲学思想中具有朴素的唯物论成分。其政治思想主要表现为重“势”的进步社会历史观和儒家的民本思想。但也受佛教影响,尤是政治失意时,往往向佛教寻找精神上的解脱。

  【寓言】:继承并发展了《庄子》、《韩非子》、《吕氏春秋》、《列子》、《战国策》传统,多用来讽刺、抨击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。推陈出新,造意奇特,善用各种动物拟人化的艺术形象寄寓哲理或表达政见。代表作有《三戒》(《临江之麋》、《黔之驴》、《永某氏之鼠》)、《传》、《罴说》等篇。嬉笑怒骂,因物肖形,表现了高度的幽默讽刺艺术。

  【传记】:继承了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传统,又有所创新。代表作有《段太尉逸事状》、《梓人传》、《河间传》、《捕蛇者说》等。有些作品在真人真事基础上有夸张虚构,似寓言又似小说。如《宋清传》、《种树郭橐驼传》。

  【山水游记】:最为脍炙人口,均写于被贬后,以永州之作更胜。典范之作为永州八记:《始得西山宴游记》、《钴姆潭记》、《钴姆潭西小丘记》、《至小丘西小石潭记》、《袁家渴记》、《石渠记》、《石涧记》、《小石城山记》。这些作品,既有借美好景物寄寓自己的遭遇和怨愤;也有作者幽静心境的描写,表现在极度苦闷中转而追求精神的寄托。至于直接刻画山水景色,则或峭拔峻洁,或清邃奇丽,以精巧的语言再现自然美。

  【骚赋】:独具特色。《惩咎赋》、《闵生赋》、《梦归赋》、《囚山赋》等,均用《离骚》、《九章》体式。或直抒胸臆,或借古自伤,或寓言寄讽,幽思苦语,深得屈骚精髓。《天对》、《晋问》两巨篇,则为另一种类型,形式仿照《天问》、《七发》,造语奇特深奥。此外,柳集中也有不少有关佛教的碑、铭、记、序、诗歌等作品,对禅宗、天台宗、律宗等学说有所涉及。柳诗现存140多首,均为贬谪后所作。前人把他与王维、孟浩然、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。其部分五古思想内容近于陶渊明诗,语言朴素自然,风格淡雅而意味深长。另外一些五古则受谢灵运影响,造语精妙,间杂玄理,连制题也学谢诗。但柳诗能于清丽中蕴藏幽怨,同中有异。另外,柳诗还有以慷慨悲健见长的律诗《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》为唐代七律名篇,绝句《江雪》在唐人绝句中也是不可多得之作。

  刘禹锡始编柳集《河东先生集》。宋代注本较多,韩醇《诂训柳先生文集》为现存柳集最早本子。明蒋之翘辑注有《柳河东集》。事迹见韩愈《柳子厚墓志铭》、新、旧《唐书》本传、文安礼《柳先生年谱》。

  简介:宗元 (773-819),字子厚。河东人,世称柳河东。其诗多抒写抑郁悲愤、思乡怀友之情,幽峭峻郁,自成一路。最为世人称道者,是那些清深意远、疏淡峻洁的山水闲适之作。

  北宋政治家、文学家。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。字永叔,号醉翁,晚号六一居士(金石刻一千卷,《集古录》一千卷,藏书一万卷,有琴一张,有棋一局,而常置酒一壶。)。吉州永丰(今属江西)人。欧阳修自称庐陵人,因为吉州原属庐陵郡。

  生平欧阳修幼年丧父,在寡母抚育下读书。仁宗天圣八年(1030)进士。次年任西京(今洛阳)留守推官,与梅尧臣、尹洙结为至交,互相切磋诗文。景佑元年(1034),召试学士院,授任宣德郎,充馆阁校勘。景佑三年,范仲淹上章批评时政,被贬饶州。欧阳修为他辩护,被贬为夷陵(今湖北宜昌)县令。

  康定元年(1040),欧阳修被召回京,复任馆阁校勘,后知谏院。庆历三年(1043),范仲淹、韩琦、富弼等人推行“庆历新政”,欧阳修参与革新,提出了改革吏治、军事、贡举法等主张。庆历五年,范、韩、富等相继被贬,欧阳修也被贬为滁州(今安徽滁县)太守。以后,又知扬州、颍州(今安徽阜阳)、应天府(今河南商丘)。至和元年(1054)八月,奉诏入京,与宋祁同修《书》。

  嘉佑二年(1057)二月,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,提倡平实的文风,录取了苏轼、苏辙、曾巩等人。这对北宋文风的转变很有影响。

  嘉佑五年(1060),欧阳修拜枢密副使。次年任参知政事。以后,又相继任刑部尚书、 等职。英宗治平二年(1065),上表请求外任,不准。此后两三年间,因被蒋之奇等诬谤,多次辞职,都未允准。神宗熙宁二年(1069),王安石实行新法。欧阳修对青苗法曾表异议,且未执行。熙宁三年(1070),除检校太保宣徽南院使等职,坚持不受。改知蔡州(今河南汝南县)。这一年,他改号“六一居士”。熙宁四年(1071)六月,以太子少师的身份辞职。居颍州。卒谥文忠。宋代苏轼书欧阳修《醉翁亭记》(原拓)

  文学创作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。他的文学成就以散文最高,影响也最大,是唐宋八大家之一。他继承了韩愈古文运动的精神,在散文理论上,提出:“道胜者,文不难而自至”(《答吴充秀才书》),“道纯则充于中者实,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”(《答祖择之书》)。他所讲的道,主要不在于伦理纲常,而在于关心百事。他认为学道而不能至,是因为“弃百事不关于心”(《答吴充秀才书》)。他反对“务高言而鲜事实”(《与张秀才第二书》),主张“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”(《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》)。他取韩愈“文从字顺”的精神,大力提倡简而有法和流畅自然的文风,反对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涩。他不仅能够从实际出发,提出平实的散文理论,而且自己又以造诣很高的创作实绩,起了示范作用。

  欧阳修一生写了500余篇散文,各体兼备,有政论文、史论文、记事文、抒情文和笔记文等。他的散文大都内容充实,气势旺盛,具有平易自然、流畅婉转的艺术风格。叙事既得委婉之妙,又简括有法;议论纡徐有致,却富有内在的逻辑力量。章法结构既能曲折变化而又十分严密。《朋党论》、《新五代史·伶官传序》、《与高司谏书》、《醉翁亭记》、《丰乐亭记》、《泷冈阡表》等,都是历代传诵的佳作。

  欧阳修还开了宋代笔记文创作的先声。他的笔记文,有《归田录》、《笔说》、《试笔》等。文章不拘一格,写得生动活泼,富有情趣,并常能描摹细节,刻画人物。其中,《归田录》记述了朝廷遗事、职官制度、社会风习和士大夫的趣事轶闻,介绍自己的写作经验,都很有价值。

  欧阳修的赋也很有特色。著名的《秋声赋》运用各种比喻,把无形的秋声描摹得非常生动形象,使人仿佛可闻。这篇赋变唐代以来的“律体”为“散体”,对于赋的发展具有开拓意义。

  欧阳修的诗歌创作成就不及散文,但也很有特色。他的一些诗反映人民的疾苦,揭露社会的黑暗,如《食糟民》、《答杨子静祈雨长句》。他还在诗中议论时事,抨击腐败政治,如《奉答子华学士安抚江南见寄之作》。其他如《明妃曲和王介甫作》、《再和明妃曲》,表现了诗人对妇女命运的同情,对昏庸误国的统治者的谴责。但他写得更多、也更成功的,是那些抒写个人情怀和山水景物的诗。

  他的诗在艺术上主要受韩愈影响。《凌溪大石》、《石篆》、《紫石屏歌》等作品,模仿韩愈想象奇特的诗风。但多数作品,主要学习韩愈“以文为诗”,即议论化、散文化的特点。虽然他以自然流畅的诗歌语言,避免了韩愈的险怪艰涩之弊,但仍有一些诗说理过多,缺乏生动的形象。

  欧阳修还有一部分诗作写得沉郁顿挫,笔墨淋漓,将叙事、议论、抒情结为一体,风格接近杜甫,如《重读〈徂徕集〉》、《送杜岐公致仕》;另一部分作品雄奇变幻,气势豪放,却近于李白,如《庐山高赠同年刘中允归南康》。更多的写景抒情作品,或清新秀丽,或平淡有味,如《黄溪夜泊》中的“万树苍烟三峡暗,满川明月一猿哀”,《春日西湖寄谢法曹歌》中的“雪消门外千山绿,花发江边二月晴”等。总的来看,他的诗歌风格还是多样的。

  欧阳修还善于论诗。在《梅圣俞诗集序》中,他提出诗“穷者而后工”的论点,发展了杜甫、白居易的诗歌理论,对当时和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过很大的影响。他的《六一诗话》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话,以随便亲切的漫谈方式评叙诗歌,成为一种论诗的新形式。

  欧阳修也擅长写词。他的词,主要内容仍是恋情相思、酣饮醉歌、惜春、赏花之类,善于以清新疏淡的笔触写景〔采桑子〕十三首,描绘颍州西湖的自然之美,写得恬静、澄澈,富有情韵,宛如一幅幅淡雅的山水画。另一些词的“杏花红处青山缺,山畔行人山下歇”(〔玉楼春〕),“堤上游人逐画船,拍堤春水四垂天。绿杨楼外出秋千”(〔浣溪沙〕)等,也都是写景的佳句。偏重抒情的词,写得婉曲缠绵,情深语近,例如〔踏莎行〕中上下阕的最后两句“离愁渐远渐无穷,迢迢不断如春水”,“平芜尽处是春山,行人更在春山外”,通过春水春山,把感情抒写得非常深挚。他还有一些词,虽然颓唐叹老、牢骚不平,却直抒胸臆,表现出襟怀豪逸和乐观的一面。还有一些艳词,虽写男女约会,也朴实生动;当然,其中也不免有浅薄庸俗的作品。

  欧阳修在经学、史学、金石学等方面都有成就。在经学方面,他研究《诗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,能不拘守前人之说,提出自己的创见。史学造诣更深于经学。除了参加修撰《书》250卷外,又自著《新五代史》,总结五代的历史经验,意在引为鉴戒。他勤于收集、整理周代至隋唐的金石器物、铭文碑刻,编辑成一部考古学资料专集——《集古录》。

  欧阳修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。他大力倡导诗文革新运动,改革了唐末到宋初的形式主义文风和诗风,取得了显著成绩。由于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和散文创作上的巨大成就,使他在宋代的地位有似于唐代的韩愈,“天下翕然师尊之”(苏轼《居士集叙》)。他荐拔和指导了王安石、曾巩、苏洵、苏轼、苏辙等散文家,对他们的散文创作发生过很大的影响。其中,苏轼最出色地继承和发展了他所开创的一代文风。北宋以及南渡后很多文人学者都很称赞他的散文的平易风格。他的文风,还一直影响到元、明、清各代。

  苏轼(1037~1101年),字子瞻,又字和仲,号“东坡居士”,眉州眉山(即今四川眉州)人,是宋代(北宋)著名的文学家、书画家。他与他的父亲苏洵、弟弟苏辙皆以文学名世,世称“三苏”;与汉末“三曹父子”(曹操、曹丕、曹植)齐名。 且苏轼与唐代的韩愈、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、苏洵、苏辙、王安石、曾巩合称“唐宋八大家”。并与黄庭坚、米芾、蔡襄被称为最能代表宋代书法成就的书法家,合称为宋四家。

  他的父亲苏洵,即是《三字经》里提到的“二十七,始发愤”的“苏老泉”。苏洵发愤虽晚,但用功甚勤。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,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。当然,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,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,更不能年未及冠即“学通经史,属文日数千言”,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大家。

  嘉佑元年(1056年),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,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。在翌年,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,以一篇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,高中进士。

  嘉佑六年,苏轼应中制科考试,即通常所谓“三年京察”,入第三等,授大理评事、签书凤翔府判官。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,丁忧扶丧归里。熙宁二年(1069)服满还朝,仍授本职。

  苏轼几年不在京城,朝里已发生了天大的变化。神宗即位后,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。苏轼的许多师友,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,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当国王安石意见不合,被迫离京。朝野旧雨凋零,苏轼眼中所见的,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“平和世界”。

 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,故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,认为新法不能便民,便上书反对。这样做的一个结果,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,不容于朝廷。于是苏轼自求外放,调任杭州通判。

  这样持续了有大概十年,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。当时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,大做文章。元丰二年(1079年),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,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,“文字毁谤君相”的罪名,被捕下狱,史称“乌台诗案”。

  苏轼坐牢103天,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。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大臣的国策,苏轼才算躲过一劫。

  出狱以后,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(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)。这个职位相当低微,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,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荒地,种田帮补生计。“东坡居士”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为自己起的。

  宋神宗元丰七年,苏轼离开黄州,奉诏赴汝州就任。由于长途跋涉,旅途劳顿,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。汝州路途遥远,且路费已尽,再加上丧子之痛,苏轼便上书朝廷,请求暂时不去汝州,先到常州居住,后被批准。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,神宗驾崩。

  哲宗即位,高太后听政,新党势力倒台,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。苏轼于是年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。在朝半月,升起居舍人,三个月后,升中书舍人,不就又升翰林学士。

  俗语:“京官不好当。”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,认为其与所谓“王党”不过一丘之貉,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。

 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,又不能见谅于旧党,因而再度自求外调。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分,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。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,疏浚西湖,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,也就是著名的“苏堤”。

 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,自比唐代的白居易。但元佑六年,他又被召回朝。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,被外放颖州。 元佑八年(1093年)新党再度执政,他以“讥刺先朝”罪名,贬为惠州安置、再贬为儋州(今海南省儋县)别驾、昌化军安置。徽宗即位,调廉州安置、舒州团练副使、永州安置。元符三年(1101年)大赦,复任朝奉郎,北归途中,卒于常州,谥号文忠。享年六十六岁。

  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,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、表现力和艺术价值。他的文学思想强调“有为而作”,崇尚自然,摆脱束缚,“出新意于法度之中,寄妙理于豪放之外”。他认为作文应达到“如行云流水,初无定质,但常行于所当行,常止于所不可不止。文理自然,姿态横生”(《答谢民师书》)的艺术境界。苏轼散文著述宏富,与韩愈、柳宗元和欧阳修三家并称。文章风格平易流畅,豪放自如。释德洪《跋东坡(左忄右允)池录》说:“其文涣然如水之质,漫衍浩荡,则其波亦自然成文。”苏轼与欧阳修并称“欧苏”,是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。

  苏诗现存约四千首,其诗内容广阔,风格多样,而以豪放为主,笔力纵横,穷极变幻,具有浪漫主义色彩,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。燮星期《原诗》说:“苏轼之诗,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,天地万物,嬉笑怒骂,无不鼓舞于笔端。”赵翼《瓯北诗话》说:“以文为诗,自昌黎始,至东坡益大放厥词,别开生面,成一代之大观。……尤其不可及者,天生健笔一枝,爽如哀梨,快为并剪,有必达之隐,无难显之情,此所以继李、杜后为一大家也,而其不如李、杜处亦在此。”

  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,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,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。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。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,扩大到词的领域,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,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,扩大了词的题材,丰富了词的意境,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,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。名作有《念奴娇》、《水调歌头》等,开豪放词派的先河,与辛弃疾并称“苏辛”。刘辰翁《辛稼轩词序》说:“词至东坡,倾荡磊落,如诗,如文,如天地奇观。”

  苏轼还擅长行、楷书,与黄庭坚、米芾、蔡襄并称“宋四家”。他曾遍学晋、唐、五代名家,得力于王僧虔、李邕、徐浩、颜真卿、杨凝式,而自成一家。自云:“我书造意本无法”;又云:“自出新意,不践古人。” 黄庭坚说他:“早年用笔精到,不及老大渐近自然”;又云:“到黄州后掣笔极有力。”晚年又挟有海外风涛之势,加之学问、胸襟、识见处处过人,而一生又屡经坎坷,其书法风格丰腴跌宕,天真浩瀚,观其书法即可想象其为人。人书并尊,在当时其弟兄子侄子由、迈、过,友人王定国、赵令畤均向他学习;其后历史名人如李纲、韩世忠、陆游,以及的吴宽,清代的张之洞,亦均向他学习,可见影响之大。黄庭坚在《山谷集》里说:“本朝善书者,自当推(苏)为第一。”

  苏轼在绘画方面画墨竹,师文同(即文与可),比文更加简劲,且具掀舞之势。米芾说他“作墨竹,从地一直起至顶。余问:何不逐节分?曰:竹生时,何尝逐节生?”亦善作古木怪石,米芾又云:“作枯木枝干,虬曲无端;石皴硬,亦怪怪奇奇无端,如其胸中盘郁也。”均可见其作画很有奇想远寄。其论书画均有卓见,论画影响更为深远。如重视神似,主张画外有情,画要有寄托,反对形似,反对程式束缚,提倡“诗画本一律,天工与清新”,并明确提出“士人画”的概念等,为其后“文人画”的发展尊定了理论基础。存世书迹有《黄州寒食诗》、《赤壁赋》、《答谢民师论文》与《祭黄几道文》等。存世画迹有《古木怪石图卷》;又近年发现的《潇湘竹石图卷》当亦系他的作品。

  苏轼在诗、文、词、书、画等方面,均取得了在才俊辈出的宋代登峰造极的成就。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和艺术天才。

  苏轼的结发之妻叫王弗,四川眉州青神人,年轻貌美,知书达礼,16岁嫁给苏轼。她堪称苏轼的得力助手,有“幕后听言”的故事。苏轼为人旷达,待人接物相对疏忽,于是王弗便在屏风后静听,并将自己的建议告知于苏轼。王弗与苏轼生活了十一年之后病逝。苏轼依父亲苏洵言“于汝母坟茔旁葬之”,并在埋葬王弗的山头亲手种植了三万株松树以寄哀思。又过了十年,苏轼为王弗写下了被誉为悼亡词千古第一的《江城子·记梦》:十年生死两茫茫。不思量,自难忘。千里孤坟,无处话凄凉。纵使相逢应不识,尘满面,鬓如霜。夜来幽梦忽还乡。小轩窗,正梳妆。 相顾无言,惟有泪千行。料得年年断肠处,明月夜,短松冈。

  苏轼的第二任妻子叫王闰之,是王弗的堂妹,在王弗逝世后第三年嫁给了苏轼。她比苏轼小十一岁,自小对苏轼崇拜有加,生性温柔,处处依着苏轼。王闰之伴随苏轼走过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25年,历经乌台诗案,黄州贬谪,在苏轼的宦海浮沉中,与之同甘共苦。二十五年之后,王闰之也先于苏轼逝世。苏轼痛断肝肠,写祭文道:“我曰归哉,行返丘园。曾不少许,弃我而先。孰迎我门,孰馈我田?已矣奈何!泪尽目乾。旅殡国门,我少实恩。惟有同穴,尚蹈此言。呜呼哀哉!”在妻子死后百日,请他的朋友、大画家李龙眠画了十张罗汉像,在请和尚给她诵经超度往来生乐土时,将此十张足以传世的佛像献给了妻子的亡魂。苏轼死后,苏辙将其与王闰之合葬,实现了祭文中“惟有同穴”的愿望。

  苏轼的第三任妻子叫王朝云,原是他的侍妾,比苏轼小二十六岁。在苏轼最困顿的时候,王朝云一直陪伴其左右。王朝云是苏轼的红颜知己,苏轼写给王朝云的诗歌最多,称其为“天女维摩”。但不幸的是,朝云被扶正后过了十一年,即先于苏轼病逝。朝云逝后,苏轼一直鳏居,再未婚娶。遵照朝云的遗愿,苏轼将亡妻葬于惠州西湖孤山南麓栖禅寺大圣塔下的松林之中,并在墓边筑六如亭以纪念,撰写的楹联是“不合时宜,惟有朝云能识我;独弹古调,每逢暮雨倍思卿”。此楹联有个著名的典故:“东坡一日退朝,食罢。扪腹徐行,顾谓侍儿曰:‘汝辈且道是中有何物?’一婢遽曰:‘都是文章’,坡不以为然。又一人曰:‘满腹都是见识’。坡亦未以为当。至朝云,乃曰:“学士一肚皮不入时宜。’坡捧腹大笑。”朝云墓如今已成为海南名胜之地。

  当尧之时,皋陶为士,将杀人,皋陶曰“杀之三”,尧曰“宥之三”,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,而乐尧用刑之宽。四岳曰“鲧可用”,尧曰“不可,鲧方命圮族”,既而曰“试之”。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,而从四岳之用鲧也?然则圣人之意,盖亦可见矣。

  考官梅圣对苏轼的文章惊为天人,但对上文拿捏不准。在苏轼拜见他时,梅问及尧和皋陶对话的出处。苏轼笑答:“想当然耳。”

  实际上,上面典故出自《礼记》,发生在周公身上,苏轼考试时候记到尧上了,但居然蒙过了老师梅圣,可见功力非凡。

  苏轼被贬黄州的时候,有著名的《猪肉颂》打油诗:“黄州好猪肉,价钱等粪土。富者不肯吃,贫者不解煮。慢著火,少著水,火候足时它自美。每日起来打一碗,饱得自家君莫管。”这里的“慢著火,少著水,火候足时它自美”,就是著名的东坡肉烹调法了。苏东坡后来任杭州太守,修苏堤,兴水利,深受百姓爱戴。而这“东坡肉”也跟着沾光,名噪杭州,成了当地的一道名菜了。

  苏轼晚年居于常州,他花掉了最后一点积蓄,买了一所房子,正准备择日迁入住,一个偶然的机会,听到一老妇哭得十分伤心。他问老妇哭什么,老妇说,她有一处房子,相传百年了,被不肖子孙所卖,因此痛心啼哭。细问之下,原来苏轼买的房子,就是老妇所说的祖传老屋。于是苏轼对她说:“妪之故居,乃吾所售也,不必深悲,今当以是屋还妪。”苏轼当即焚烧了房契,只是租房子住。这年七月,他客死于租住的房子之内。(见宋 费衮《梁溪漫志》)

  苏轼二十岁的时候,到京师去科考。有六个自负的举人看不起他,决定备下酒菜请苏轼赴宴打算戏弄他。苏轼接邀后欣然前往。入席尚未动筷子,一举人提议行酒令,酒令内容必须要引用历史人物和事件,这样就能独吃一盘菜。其余五人轰声叫好。“我先来。”年纪较长的说:“姜子牙渭水钓鱼!”说完捧走了一盘鱼。“秦叔宝长安卖马,”第二位神气的端走了马肉。“苏子卿贝湖牧羊,”第三位毫不示弱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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